(齐倩茹)阮曾媛琪，香港知名社会工作学者，曾任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学院发展及合作), 现任校长高级顾问及应用社会科学系名誉教授。说起她和中国社会工作的缘分要追溯到1986年。

当时阮曾媛琪为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义务秘书，她在协会发起成立“中国联络小组”，希望能参与在中国内地推动社会工作，周永新教授为那时的小组主席。阮教授回想当时热心推动这工作的原因，说“社会工作是一个助人自助的专业，以专业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提升人民生活素质、促进社会进步。我一直对祖国很有情怀，希望有机会能以自己的专业去服务祖国。”

可是在当时如何与内地建立联系呢？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悉北京大学将成立社会工作专业，还得到北大社会学系顾宝昌教授的联系方式。“我当时就给社会学系写了封信，邀请他们合办一个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研讨会，而他们竟立刻回信，并答应合办研讨会。也许是注定的缘分吧！”

那时，北大在中国民政部、教育部的支持下，正在筹备社会工作专业的建立。时任系主任的潘乃谷教授、副系主任王思斌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袁方教授与阮曾媛琪及中国联络小组成员一拍即合，开始筹备研讨会及日后一系列的师资培训班，跟进各项工作。这亦令阮曾媛琪踏上了她与中国社工教育30年不离不弃的合作道路。

“社会工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需要社会工作？”1990年，阮曾媛琪及香港理工大学老师到北大社会学系，给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上课时，常常被来听课的老师和学生们追问。“我们在香港从事社会工作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工在国际上是被认可的专业，没有想过是否需要有这行业这个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两校日后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及探索，令两校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着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专业。

万事开头难。“我们没有中文课本，用的都是国外的参考书”，阮曾媛琪说，可外国的书讲的都是外国的问题，很多在中国都不适用，怎么办？“当时我在理工大学的系主任麦萍诗教授常提醒我们要作社工实践及研究，并把成果编适合国情的书……不仅要编书，还要摸索工作模式，提供可解决中国社会当下面对的实际问题的本土化方案。”

阮曾媛琪将她推崇的“能力建设”社会工作模式，应用到在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进程中。在她看来，她当年与北大老师共同发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便是一个三方能力建设的过程，不单单建设学生的能力，亦是建设服务对象的能力及社工老师自身的能力。“我们是合作伙伴，共同摸索适合中国的社会工作方法，是一个充满挑战但亦极为有满足感的学习及建构过程!”

阮曾媛琪一方面寻求香港及华人社会的社工教育界在师资培训方面的支持，同时与国外的大学联络，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使内地社工学者可以到海外考察，扩阔视野。她说，要感谢英国诺丁汉大学协助安排了连续五年的专题考察交流。“我们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到英国去学习他们的社会工作。白天学习考察，晚上就聚在一起秉烛夜谈，开研讨会把所见所闻一同讨论及分析。”一起奋斗的伙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队，“这对之后社会工作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在2000年，社会工作课程在中国内地的数目迅速增加，师资极为缺乏，曾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老师更是寥寥可数。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毅然决定开办一个社会工作硕士课程，培养一批有专业能力，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有承担的社会工作老师及未来领军人。课程注重理论及实践的整合，并希望能够藉实践及研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模式。

这一批学生后来纷纷成了农村社会工作、青少年矫正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社区精神健康、困境儿童及灾后重建社会工作等服务模式的领军人物，在中国内地推动相关服务的发展及研究，并参与政府服务政策的推展。无论在云南的贫困山区里，在北京的老城区，在湖北农村、在上海街道、在精神医院、在企业.....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得到了实践，也带来了积极的改变。

“现在这课程的学生们仍然努力不懈地在跟进这些项目，不断以多方伙伴合作的方法去完善实践模型，并把它们应用到全国有需要的地方及角落，为百姓某福祉。”

多方合作模式最成功的案例要数汶川地震后的社区重建工作了。“在中国做社会工作必须要取得政府的认可及支持, 政府有设立从上到下的社会帮扶体系，加上社工的专业技巧，工作会比较容易推进。灾后民众生活恢复得那么快，相信社会工作者在这过程中亦功不可没。”

2018年是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重建的第30个年头，也是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的第30个年头，同时亦可以说是阮曾媛琪和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一起走过的第30个年头。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暨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重建三十年研讨会召开，他们专门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社会工作朋友，向他们介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及现况，并分享了多方合作模式。“我希望能与国际社会工作教育社群分享中国所走过的社会工作道路，介绍我们所共同建构的实践理论及实践模式，希望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及借鉴；我们也积极学习他们的经验，并期望日后能发展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阮曾媛琪说，自己这一路走来要感谢很多人。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及北京大学所给予的机会；特别感谢北大王思斌老师、马凤芝老师、及理工大学所有参与老师的伙伴合作; 感谢各个基金会在开展研究项目的时候给予资金援助。“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当然还有我的妈妈。他们特别理解支持我。回顾我过去三十年的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绝对没办法坚持过来的，他们是我背后的后盾，亦是我的天使, 我对他们充满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