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给社会成员公平竞争机会，提供多元化发展机会，并为地位下降者提供缓冲机制。要通过改革，不断构建和完善与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社会流动机制，为更多的人创造上升流动的机会。
社会学研究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造成现代社会“高流动率”的两大动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加快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速度，由此带来了社会流动率的明显提升。中国社会是超过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据统计，目前仅从农村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就超过2.2亿人。但另一方面，流动率越高并不等于社会就越和谐，关键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社会流动以及社会流动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
社会流动中，人们更为关注的还是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每一个人当然都希望上升的社会流动，收入的增加，职务、职称的晋升，知名度的提高，这些都是上升流动。但是，事物总是相比较而言的，有上升就有下降，某一个人的一夜暴富也会改变其与周围人的关系，在其暴富面前别人会感到自己的地位相对下降。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和谐的社会流动呢？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社会流动？
在影响上升流动方面，教育历来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世界各国的研究发现，教育是上升流动的主要渠道。对于我国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研究也发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育影响社会地位上升的作用在逐年提高。在研究教育影响地位上升方面，有一种测量指标叫做“教育收益率”，也就是说平均算起来，一个人每多上一年学，将来工作以后可以比少上一年学的人多获得多少收入。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1990年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为2.43%，即每多上一年学将来可以多获得2.43%的收入；1992年为2.91%，1995年4.81%， 1999年8.10%，2003年9.3%，目前已经超过了10%的水平。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推动了上升流动，对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在教育成为上升流动的主渠道和教育收益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更为严峻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那就是，教育本身是否公平？我们都很感慨于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就涉及社会流动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即上升流动的机会是否公平。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给社会成员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在我国，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流动机会的制度障碍，在这里，人们批评最为频繁的当数户籍制度了。确实，在教育公平方面，高考与户籍挂钩，各地区配置的高考名额比例不同，这样，大城市既拥有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又得到了高比例的名额配置，显然与农村户籍的考生在机会上是不一样的。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户籍、出身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实，户籍制度也是农村人口上升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
所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公民的平等权利，即不管一个人出生在哪里，不管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户籍，他们享有包括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换言之，我们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实现地位上升流动的最终结果，但是，在最初竞争的时候，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相似的机会。
上升机会的多元化也很关键。教育是上升流动的主渠道，但这绝不是说，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唯一渠道。如果千军万马挤一个独木桥，上升的渠道太窄小，当然就会把很多人屏蔽在外，使得很多人失去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社会流动的机会多元化了，农民可以自由到城市里去打工或经商，人们可以自由调动单位，老百姓的致富成为合法合理的事情，市场是开放的，允许每一个竞争者参与。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充满机会的社会，上升的阶梯不是一处，而应该比比皆是。
当然，有上升的，就会有不上升的甚至下降的。一个和谐的社会要为地位下降者提供缓冲机制，关注那些没有上升、甚至地位下降的社会群体的生活，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让他们也看到希望。在社会流动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绝望”，即完全失去了上升流动的机会，特别是某些社会群体由于受到制度障碍的约束而丧失了上升流动的机会，成为“没有机会”的群体。这是造成很多社会冲突和极端事件的重要原因，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体现在社会群体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又会逐渐演变为白领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现象，即众多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出现整体上升流动，也有人称之为“职业结构趋高级化”。当然，目前的整体上升主要发生在大城市里。
职业地位是人们的首要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渐趋高级化是非常有利的上升流动。我国处在这样一个很好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应有信心通过改革不断完善与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社会流动机制，为更多的人创造上升流动的机会。
原文出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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